在1971年那个充满变革的夏季，北京的吴德接到了关于调任国务院文化组组长的通知。此时的他，心中更多的是对新岗位陌生感的担忧，而非外界对职务晋升的赞赏。他长年扎根于地方党政工作，面对电影、戏剧及出版等文化事务时，深知自己并不熟悉这片领域的复杂性。
吴德的忧虑并并非出于推辞之态，而是基于他实际的工作经验。自战争年代起，他一直专注于地方治理，先后在天津、吉林和北京履职。经过多年的城市管理、经济与组织事务的锤炼，他深知自己在文化界的知识储备之稀薄。他曾向周恩来坦言：“我对文化工作了解甚少，恐怕难以胜任。”周恩来对此没有直接否认，反而告知他毛泽东已经下达指示，此工作则不可拒绝。唯有刘贤权可以暂时代理，吴德不用立即入席。
然而，这段过渡时期并未持续太久。随着吴德的任命，外界开始质疑他的迟缓，令人不解的是，既然已担任文化组组长，为何还未开展具体工作？吴德的回答简明扼要：“我并不是不想做，而是真心觉得力不从心。”张春桥听后则说：“不懂的东西就去学习。”于是，吴德不得不开始承担文化组的日常工作，然而随之而来的困难不少。文化领域当时正面临着各类复杂而严峻的政治压力，许多问题不再能够简单地用业务标准来评判。文化组的领导和工作人员稍有不慎，便可能被要求进行自我反思和检讨。 RB88
更有趣的是，连协助文化组的干部，如狄福才，虽然对文化、艺术及电影领域并不熟悉，却因职责在身而遭受反响。后来即使是那些专业背景深厚的石少华、黄厚民，也同样无法逃脱被要求自我检查的命运。专业知识并未成为他们避免风险的护身符。
吴德的困境可谓尴尬重重。他既要承担文化组的管理职责，又对文艺事务的专业要求感到无比陌生，既不能完全信任他人，也无法完全依赖以往在地方工作的经验来处理事务。文化工作的本质在于创作规律的执着追求，但许多问题却被政治审查紧紧围住。
1974年，恢复文化部的议题开始浮出水面。1975年1月，伴随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，文化部重归重要的组织结构。按照当时职务排列，文化组的组长自然成为文化部长的理想人选，吴德便因此被推到了聚光灯下。然而，他并不认为这是一种提升。面对繁重的北京工作，他在文化组的职责更让他感到捉襟见肘。他再次找到李先念，坦率表达自己于文化部长职务的不适合，详细说明自己在主持文化组时所面临的种种艰难。 RB88
尽管他提出的看法并未立即改变安排，仍有提议出现，让他担任副总理兼文化部长。乍一看，这似乎是一种职能上的升迁，实则意味着吴德将面临更为繁重的责任，所需处理的问题也更加广泛。对吴德而言，关键并不在于职务的高低，而在于是否具备承担这份工作的能力。
他再度与李先念沟通，李先念了解情况后将其转告周恩来。周恩来没有继续要求吴德接受文化部的工作，而是提出希望他转到人大任职。吴德对于此安排仍有疑惑，坦言人大职务同样陌生，许多民主人士过去并未触及此领域，自己难以胜任。周恩来听后略显急切地说：“你怎么不懂呢！”他这一句话绝非对吴德能力的质疑，实际上是对安排背后深意的瞩目。依据当时的组织规章，全国人大工作人员不允许兼任政府职务。一旦吴德转至人大，就意味着他不必再承担与文化部之间的诸多牵扯，摆脱了那窘迫的处境。
李先念事后进一步剖析了这一层关系，吴德这才渐渐领悟到周恩来的用意。表面上似乎是从一个不熟悉的岗位转向另一个陌生领域，其实是为他解脱了文化组与文化部之间的困惑纠结。最后，这一事件所揭示的并不在于吴德是否愿意升任副总理，或他是否具备担当精神，而是干部所处的职务与个人背景之间的匹配程度。周恩来并未直接拒绝提名，而是巧妙利用人大任职的制度，为吴德提供了一条既符合组织程序又能解决困境的出路。 RB88